按照史书上的记载，再对比现在的大明朝，王迪觉得，在弃子溺婴这件事上，儒家理学盛行的宋朝，差不多算是达到了历史峰值。
长江以南的地区，绝大多数的乡村百姓，受限于温饱这一类的根本原因，每家每户通常只会养活两男一女三个娃。
在没有避孕措施的前提下，一旦家中婴孩超过了这一数量，那么毋庸置疑，杀婴…尤其是杀女婴这回事，不说家家户户都干过这事吧，至少也有超过三分之二的比例！
办法嘛，很简单。
将婴孩死死按入冷水盆之中，待几声呻吟过后，这么个“小麻烦”…便算轻而易举地解决掉了。
不忍心自己下手造成杀孽的，出门走远点往那荒郊野外随手一扔，也挺方便的。
大才子苏轼写给鄂州地方官朱寿昌的信中便建议到，希望“故杀子孙，徒二年”的法律规定，能够切实推行到鄂州各县各乡村之中，警醒底层百姓杀婴是要付法律责任的。
可惜了，法不责众。
是以，在王迪的思想观念当中，那个官与民俱是特别富有的宋朝，生子不举这回事，竟然成了最为突出的社会伦理问题。
一直到了有着“六贼之首”名号的蔡京，上了份箚子提出了倡议，宋徽宗在任期间推行《居养法》的时候，全国各地这才陆陆续续涌现了名为“居养院”的慈善机构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，照顾一下全国各地的鳏寡孤独贫穷者。
其中，特别规定了“遗弃小儿，乃雇人乳养”的律法，尽最大限度保证那些被遗弃孤儿的生存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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